望乡|发现社会之旅（中）：传统宗族的现代转型
小秘书：
当我们讨论城市或城镇化时，并非在讨论高楼大厦，而是人们如何在空间中生活和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需要发现社会。
这里是一组“发现社会之旅”，研究者所考察的，主要是乡村的祠堂与一系列组织。如果把祠堂当作重要的公共空间看待，我们无疑可以获得许多思考，甚至可以借此反思城市的社区。
一、多元共治：老祠堂焕发新生机
在万载县西北境的白水乡，有一个叫永新村的地方，村里有好几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其中以杨氏祠堂规模最为宏大。这次来永新村，并非专程为寻访祠堂，而是来拜访当地两家民间组织——妇女储金会和老人协会，但我们意外地发现这两家民间组织的诞生都与这座古老的祠堂有联系。
从资料上最先得知的信息是，这里有个路下湾里妇女储金会，是1994年由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与江西省妇联合作推动的一个妇女发展项目，以种植当地特色农产品百合起家。十多年来，储金会在港方协助下开展了许多公益项目，如学前班、早餐营养计划、妇女体检、图书室、果园、平整道路、购买机器及开办加工厂等，对当地妇女和村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从2004年委员会主席辞职后，组织发展遭遇重重困境，很多工作因此瘫痪。2008年7月，在江西省民政厅与万载县民政局的支持下，江西高校的社工进驻永新村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探索。社工们和当地乡村干部一起，帮助储金会进行账目整理并公开，重新举行选举大会，重整经济组织体制，并对储金会的功能进行拓展，协助成立妇女文艺队，共同商议一系列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激活了一个危机重重的民间组织（此段内容摘自 《江西万载：社会工作回应农村需求——万载县农村社会工作试点经验报道》）。
我们原本慕储金会之名而来，尤其想了解一个外部的社工组织如何“激活了这个危机重重的民间组织”。当听说家合社工服务中心在永新村有项目，村里还有个老人协会，更增添了我们的兴趣。
来到祠堂
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祠堂除了每年的祭祖或是红白事开放之外，平常多数时间大门紧闭。可我们走进杨氏祠堂的大门，却看见很多老人在这里喝茶聊天。原来，这里除了举办宗族的祭祖和红白事等活动之外，平常是向全村老人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中厅两侧的墙上虽张贴着各种项目宣传海报，但依然有祠堂的庄严肃穆。因为作为祠堂最神圣的空间——祖先居住的寝殿，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格局。寝殿中部由六根立柱与布幔围出一个肃穆的空间，靠墙摆着一张阶梯形的神案，上面供着成排的祖先神主牌位。祠堂刚经过翻修，前不久才举行竣工典礼，“杨盛公祠暨祖堂竣工典礼仪式”的横幅仍张挂在神案之上。立柱上都贴着对联，内容多是讲述杨氏祖先的历史。
祠堂前庭有两排厢房，是老人协会的办公室和活动场所。原本这里是开放的柱廊，09年靠政府拨款、村委自筹与社会捐赠，征得杨氏族委会的同意后，村委会与老人协会在这里搭建了简易的板房，专门作为老年活动中心的办公室与活动场所，并由老年协会负责管理。去年，在江西省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村委和协会对增建的这部分建筑进行了一番改造，增添了部分设施，使之成为功能更加完善的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白天在中心娱乐健身，晚上回家住宿。
协会
在协会办公室，会长给我们介绍了协会的情况。
协会的成员主要是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永新村有2700多人，五六百户，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做生意，经济收入还不错。沿路我们看到，家家都盖了两三层的小楼。老人在家种地带孩子。留守老人估计有两三百，准确数字会长记不清了，经常来协会参加活动的老人有110多位，唱歌、拉胡琴、跳舞、打锣鼓、打拳等等，活动还很丰富，只可惜今天没赶上，只看到一些老人在聊天，隔壁房间倒有几位年轻人在打麻将。不时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瘦瘦小小却精力充沛的大婶不停地忙里忙外，一会倒茶，一会拿资料。家合的社工说，她就是一路上提到的徐奶奶，协会的副会长，对协会的事特别上心。
除了这些日常活动，协会每月20日还召集所有老人来开会，讲讲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当前国家形势、生活卫生、邻里相互关系、安全问题等等，每次开会都有100来人。说是开会，其实是老人之间的定期聚会，在家里一个人寂寞，到这里互相聊聊天，开开心。有这么个形式，让老人有重新回归社区的感觉。
此外，协会每年重阳节、七一节、国庆节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并去看望村里敬老院的老人，老人们还有机会参与表演，发挥各自特长。
协会还成立了锣鼓队，村里办红白事会邀请他们去演出，有一些收入。
协会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文化生活，对那些行动不便、孩子不在家的老人，协会会定期组织会员探望。协会还鼓励邻居之间相互照顾，协会的9名班子成员分布在不同地方，周边老人家里有什么情况，班子成员都会及时过去探望。老人过70、80大寿时，协会要去送礼，老人去世了，协会也要送花圈。
但协会的经费仍是个问题，目前只靠着民政厅每年2000元的拨款、每位老人每年2元的会费、锣鼓队的一点收入维持运转。一旦政府拨款中止，又没有新的收入来源，协会则难以为继。谈话间，会长还提到有段时间不想干了，没资金，但村委非让他干不可。
后来和徐奶奶交流时，又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问这杨氏族委会能不能给老人协会一些支持？既然宗族有这样的影响力，能动员族人筹资修建这么好的祠堂，为何不能给老人协会一些支持？况且，宗族里的老人也可以享受协会的服务？我们又提到，在四川宜宾地区有一个村庄，村里的妇女文艺队在节日举办大型活动时，如何向各方募捐，这样的经验能否借鉴？虽然徐奶奶听说这些很兴奋，但也有些无奈，怎么做？谁来做呢？协会的成员都是老人，她一个人的精力显然顾不过来，社工组织的项目也结束了。不过，虽然她也为协会筹款的事感到焦虑，但目前仍然干劲十足，还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又买了一套中鼓（是由政府项目支持），已经可以表演了，表演后还会给老人发奖。
协会与祠堂的合作
老人协会的成立和运转有赖多方的支持，政府有拨款、村支两委提供合法性，宗族免费提供场地，老人之间的互助和自主管理，还有如徐奶奶这样热心于公益的村民，社工组织的进驻也带来一些新的工作理念和细致的工作方法。
因此，在运作中，协会很注意维系与各方的良好关系。会长提到，协会每次开会，都会邀请村委参加。村委了解协会工作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激励村委为协会积极向上级政府申请经费，一方面在协会遇到困难时，村委也会鼓励和支持老人们继续干下去。
说到与祠堂的合作，会长说，这个场地已经用了七年，关系一直很好。当初是和祠堂理事会长商量好的，用他们的地方，协会做一些装修，并负责日常卫生和一些简单修缮工作，但总体上维持现状。当杨氏宗族要祭祖时，他们就把这些牌子都摘下来。杨氏宗族里有人办喜事，协会要专门派人参加，并代表协会送一份礼金，协会的乐队还给免费演出。会长特别强调，这样才能搞好关系。
后来我们见到了杨氏宗族的族长。他说老人协会在这里，对他们的支持也挺大，房子如果空着没人住，还容易坏。不过宗族目前除了祭祖，也没什么别的活动，前几天去的池溪村的丁氏宗族，族委会还负责纠纷调解，杨氏宗族的理事会已经没有这功能了，对族里困难户的照顾就更做不到了。族长认为这些问题都应该政府解决，老人到了60岁就可以加入协会，协会有民政拨款。我们问，既然宗族能够号召族人捐款修建这么宏大的宗祠，是不是可以募集一些资金支持老人协会的工作？协会的活动可以更丰富些，工作能做得更细致些，村里老人也能生活得更幸福，这不是比盖个祠堂更得人心？族长说这没考虑过，反正现在祠堂没资金来源也干不成事。我们又追问他，那盖个宗祠有什么意义呢？族长嗫嚅着说，那你也有宗祠，我也有宗祠，哪里都是宗祠。
修宗祠、祭祖、修谱，这已成为当下宗族复兴过程中必做的三件事。很难说清楚它的具体意义，甚至也看不到什么实际作用，但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寻求认同和归属的强烈情感，几乎成为宗族的一种本能，因此对族人仍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陆续兴建或翻修的宗祠建筑的规模和数量，说明在亲缘关系为主的村庄，对族群内部关系的强化仍有普遍需求。如何正视和接纳宗族的存在，而将其力量引导到具有现代公共意义的方向上，如解决养老问题、村庄秩序与关系问题等，这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宗族组织自身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在合作机制与具体工作方法上有更多创新。万载县民政局、永新村村委、老人协会与祠堂的合作虽然还很初步，但至少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可能性。更进一步的合作不是没有可能，但有赖于更充分的沟通交流，适当的观念和方法的引导。
协会与储金会
谈完老人协会的事，我们一再追问村里是不是有个妇女储金会。但很奇怪，老人大多摇头。直到问到徐奶奶，才解开这个谜团。
村里确实有个妇女储金会，94年成立那年，她就是负责人。是香港的一家机构，还有省、县、乡妇联来帮她们成立的。先给她们一笔1600元的启动资金，让她们种百合，香港的机构负责销售，赚了一笔钱，作为储金会的发展基金。利用这笔基金，储金会买了碾米机做加工，就放在这个祠堂，当时祠堂比较破败。储金会还在祠堂里办学前班、办妇女夜校，请了村里一位老师来教孩子，周边几个村的孩子都被家长送到这来，最多时有40多个孩子。妇女夜校就是妇女们之间相互学习，让文化程度高的妇女来教文化程度低的妇女。那些年搞得十分红火，储金会逐渐有了自己的积累，盖了房子，就从祠堂搬了出去。但2010年徐奶奶从储金会退了出来，加入了养老协会。现在储金会的活动似乎不太多，学前班、妇女夜校早已停办。但细节徐奶奶不愿多说。我们理解，在村里做事，人际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也不再多问。后来，从别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储金会依然活跃，有了新的领导人，还经常应邀到不同场合介绍经验。
遗憾，这次未能见到储金会的这位新领导人。更遗憾的是，储金会与老人协会之间竟然无法达成有效合作。
协调机制缺失
在这个小村庄里，由于有政府部门、外来NGO、社工组织、村委以及热心村民的共同推动，又由于宗族组织自身的开明，老祠堂焕发出新生机，并从这里先后诞生了两家村民自组织，在经济合作、老人照顾、儿童教育、妇女教育方面都有所作为，并有不错的效果。但目前，在这过程中，永新村还未能围绕村庄发展的种种事务，建立起一个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以至于无法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的优势而实现功能互补，无论对两个自组织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村庄的公共服务而言，仍将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难题。
二、传统宗族组织现代转型的探索-湖南洞口宗祠调研
此次的寻访回到了我的故乡——湖南省洞口县。
洞口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雪峰山东麓，资水上游，地处湘黔古道要冲。自古以来，这里与雪峰山西面包括张家界、湘西、怀化在内的广大湘西地区素被称为“五溪蛮地”。据史料考证，雪峰山东麓方圆数百里曾遍布苗、瑶山寨，直到东汉，才开始有极少量汉人迁入。明末清初，因洞口境内的战乱以及“湖广填四川”运动，又有大批汉族从闽、鄂、鲁、豫、皖等地迁入，定居在今洞口境内的蓼水、平溪江、黄泥江的中下游一带。而原来的瑶族、苗族等土著居民则被挤进雪峰山内。汉族居民迁入洞口后，一般以姓氏为纽带集中居住，如“洞口萧家”、“三阳王家”、“山门尹家”、 “曲塘杨家”、“麻山舒家”等之称，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群居。明清之际，本地家族大兴修祠。解放后祠堂大多被改成贫民住房、供销社、学校、仓库、牛栏等。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祠堂在破四旧中被毁。幸运的是，洞口还保存着数十座结构完整的宗祠建筑群，因革命年代曾为国共军队的临时驻扎地，赖此革命遗迹方得以躲过文革浩劫，而今，有19座幸存下来的宗祠已被列入国家级文物。因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文化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的重视，当地宗族组织以宗祠管委会的名义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合法性，并与地方相关文保、旅游等部门达成了有效的合作。
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组织转型刚刚开始，传统宗族组织在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从而为自身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合法空间。
王氏宗祠
第一站抵达石江镇江潭村。这里有座王氏宗祠，坐落在黄泥江边。据资料记载，王氏宗祠又称王元帅宫，是王氏族人为纪念其先祖王以权元帅而修建，始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文革中曾躲过一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老旧不堪，县政府曾拟拆除建校，幸得王氏后人和当地群众坚决护卫，将官司打到省上，惊动了湖南省文物局，后经专家踏查认定为全国少有的老祠堂，老百姓赢得了官司，王氏宗祠则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王氏族人顺理成章成立了王氏宗祠文物管理委员会，承担起宗祠的修缮、维护与日常的管理。对当地政府而言，无论从资金还是机制方面，恰好有效地解决了文物保护的难题，因此对宗祠管委会的成立也给予大力支持。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当地政府在宗祠建筑文物保护上的创新亮点。
进入江潭村，沿黄泥江岸边窄窄的水泥路一路行进，走不远，即见到王氏宗祠巍峨的牌楼，正对牌楼有一面照壁临江而立。照壁外则是一派秀美的田园风光。
踏进宗祠大门，整个建筑群气魄非凡。飞檐斗拱的戏台、宽敞的看戏坪、阔大的中堂、高耸的后堂沿中轴线、依山势逐级递升，两侧厢房合围成一规整的四合院。
中堂门廊上有几位村民围坐在八仙桌前说说笑笑。我们说明来意，他们领我们到一间办公室，屋里两位老人正伏案工作，抬头见到我们，很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听说我们想来了解祠堂的工作，便即刻打电话叫理事长过来。
大约20分钟之后，理事长骑摩托车从另一个村庄赶到了祠堂。他看上去不到六十，精力充沛，大嗓门，性格十分爽朗。相互介绍之后，我们便坐下与理事长细细聊起这宗祠的功能以及管委会的工作内容与运作方式。
据理事长介绍，王氏宗祠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管委会举行了三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当地王姓是大姓，周边11个行政村都有王姓分布，其中江潭村90%村民都姓王，因此这11个行政村的书记、村主任、民意代表总计300多人参加了选举，选出了28名委员，他是其中最年轻的委员，因此承担了更多具体事务的统筹。文物局是他们的主管单位，委员会虽尚未注册，但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得到文物局的任命，也因而具有了合法性。
宗祠现在已成为当地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管委会安排了专人轮流值班。农闲时，很多老人来这里喝茶、聊天、打牌，每天有二十来桌。春节则活动更为丰富。今年春节，自初二到我们拜访的前一天（已是4月中旬），祠堂里几乎天天有戏曲演出，皆由村民自愿出资。原来这王氏宗祠不同于一般的祠堂，他们的先祖王以权去世后被朝廷敕封为元帅而具有了护佑生者的神力，因而成为当地老百姓普遍崇拜的对象。又因为十分灵验，遂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村民来此烧香许愿，事成之后村民往往要来献戏还愿，使得这王元帅宫好戏连台。每年元帅生日，这里还会举办大型活动，周边老百姓不分姓氏都会来此烧香磕头，求神许愿。那天我们与理事长正交谈时，就来了几位尹姓村民，带着孩子过来烧香保佑家人平安、孩子顺利考上大学，礼毕给元帅封个红包。这部分香火收入成为王氏宗祠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据理事长介绍，王氏宗祠在当地算经济实力较强的宗祠，每年能有40-50万的流转资金。相对稳定的收入使得王氏宗祠管委会能够较为从容地开展各项工作。
管委会的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是宗祠的修缮和维护，包括危房改造、展示馆及客房建设、周边环境改善、消防通道建设等等，理事长估计需要400-500万资金，民间筹资加上政府拨款应当问题不大。
二是日常的管理和接待。
三是组织祭祖和修谱。我们去拜访的第二天，王氏宗祠即召开了盛大的家谱研究会，各地王氏分支都派了代表来参加统一修谱，以理顺辈分。
四是面向青少年开展宗祠文化教育。每年宗祠要接待三批学生来访，并为他们讲解王氏宗祠的历史，五四青年节、高中生毕业和初中生毕业时，学校会分别组织学生来参观。
五是在宗族内部开展一些传统的公益慈善活动，比如去看望族内生活遭遇困难的家庭，给老人过寿，给去世的老人（80岁以上）开追悼会，给考上大学的王氏子弟送贺礼等等。
六是利用宗亲网络为村里的建设发展寻找外部资源。理事长提到，王氏宗亲所在的村庄若有什么建设需求，或是遇上天灾，管委会会通过宗族的网络发出募捐的邀请函，他们村的路灯、公路、水利设施都有外地王姓老板的捐资。事成之后，他们要在祠堂宴请这些外地老板。
说到宗族与村委会的关系，理事长表示两者的关系非常好。王氏宗祠所在的江潭村村书记就是王氏宗祠的首领之一。前面也提到，在管委会的选举中，有王氏族人分布的11个行政村的村干部、村书记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宗族与村两委之间事实上就形成了一种合作机制。
我们又问到另一个关心的问题，青年人的参与。从管委会成员的构成来看，大多是老人，年轻人对宗族的事务是不是不太关心呢？理事长说不是，虽然此地青壮年出去打工的不少，但春节期间来看戏的年轻人还是很多。虽然这是个公共事业，没有钱，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进来。理事长更是干劲十足，他全年几乎80%的时间花在宗祠管委会的工作中，不仅没工资，还要搭进油费、电话费。但是他乐此不疲，一来儿女每月付给他充足的生活费，他基本衣食无忧；二来他爱好文化事业，在参与宗祠的工作中找到了根基感。
与理事长的交谈让我们对宗族组织的内在动力与潜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可否认，宗祠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件事，带给族人莫大的荣誉感，并极大地激励了族人参与宗祠的事务。由此亦可见出宗族组织生命力之顽强，它所承载的族群记忆、情感和精神，犹如不灭的种子，一旦条件具足便会蓬勃生长。唯其如此，宗族组织在观念、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等方面的现代转型则成为更加迫切的问题。
曾八支祠
告别王氏宗祠的理事长，我们来到第二站——高沙镇红鹅村曾八支祠。资料上记载，“它始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座东朝西，砖木结构，前后五进，依次为门楼、阁楼、前厅、过廊、中（礼）堂、寝堂、宗圣阁，两侧分别为钟鼓楼、笃亲堂、守约斋、走马楼厢房等，其布局精巧，结构谨严、形制独特、规模宏大，是湖南乃至全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宗祠古建筑之一。从2000年起，在对曾氏宗祠进行全面维修的同时，又将其辟为‘高沙文史博物馆’”。
曾八支祠就在高沙镇北郊大约1公里处，顺着公路边的指示牌“高沙文史博物馆”，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曾八支祠。因为已被辟为“博物馆”，故宗祠有人值守，并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浏览了一圈宗祠的建筑、石刻、对联及各色藏品，我们颇为赞叹，曾子后人，文化底蕴果然深厚，仅宗祠内的对联与书法比别处所见便胜出不少。
但这次很遗憾未能见到曾八支祠的理事长，只见到一位参与过宗祠维修的族人。据这位曾先生介绍，曾八支祠重新回归宗族以及它的修复前前后后花了将近20年时间。文革期间先是被没收作为粮仓，后来粮仓不用了，曾氏族人提出在这里办学校，以办学校的名义将祠堂买下来，重新获得祠堂的产权。但办学校仍是以政府为主，宗族不可能介入。最终，曾氏族人以组建文史博物馆的方式获得了祠堂的自主管理权。现在祠堂有两块牌子，一为“高沙文史博物馆”，已经正式注册；一为“曾八支祠”。 这一结果的实现有赖于族长的热心推动，以及族人的支持。
让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慈善协会，面向社会资助有困难的家庭，不局限于本族，但是具体如何运作，资助哪些领域，很遗憾这位曾先生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问到祠堂都开展了哪些公共活动，对族人有什么帮助，曾先生反反复复提到要盖房子。比如通过祭祖、修谱的活动，族人之间更加团结，祠堂也会得到一部分捐献，有了钱，祠堂还要扩建。曾先生的回答急坏了牛老师，连珠炮式地向他发问，嗓门越来越大。
我们祠堂修好了，在现实生活中对族人有什么帮助？
帮助没什么，只有奉献，就往祠堂出钱，有能力的多贡献一点。
但是花这么大代价修祠堂，目的是什么呢？
讨论那个目的，也说不清。把祠堂搞得更上一层楼，可以搞旅游啊！高沙变成了古镇，古镇有什么特色？祠堂就是一块牌子，一个名片。
搞旅游会挣钱吧？
是啊，没钱啥也干不成。
有了钱干啥呢？
盖祠堂的房子啊！这周边的民房将来都要拆除。
你们就是跟房子干上了，对吧？！
呵呵~呵呵~
你看看啊，你们祠堂里写满了忠孝节义，那作为祠堂，怎么去做个榜样呢？
这个啊~~呵呵
干脆说吧，你们这个房子是为人服务的，还是人为房子服务的？！
还是得盖房~~
得，我走了。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我赶紧拽住牛老师，人家态度多好啊！
曾先生一直笑呵呵的，被问得无话可说了也不生气，临走还主动问我们是否可以顺路送他到高沙镇上，倒让我们感到惭愧了。
送别曾先生，牛老师长叹一声。刚从王氏宗祠理事长身上获得一点希望，这回又添了担忧。制度的限制、观念的局限，使得宗族组织所具有的凝聚力、号召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无法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而只能徒然消耗在攀比性的宗祠建设中，这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对族人势必也造成新的负担。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似乎为宗族组织的转型带来新的机遇，但以旅游开发为导向的思路将使得宗祠成为一种被消费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并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成为谋取利益的手段。
萧氏宗祠
此行最后一站是位于洞口县伏龙洲上的萧氏宗祠。
洞口之名源于平溪江穿过雪峰山脉东麓双壁对峙的峡谷在出口处形成的一大深潭——洞口潭。平溪江穿城而过，江心有一个长约两华里的小岛，形似巨龙回头，故名迴龙洲。岛上古木参天，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有诗云：“绕过清溪疑仙岛，人从何处问苍天”。其上游不到500米，又有一处江心小岛，名伏龙洲，岛上绿树环绕，清幽异常，萧氏宗祠即建在此江心小岛上。祠堂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水波荡漾，摇曳生姿。远远望去，巍峨的牌楼在蓝天映衬之下愈显庄重肃穆。
萧氏宗祠，又名蘭陵会馆，始建于明正统年间（1435－1449）。因其位于通往湘黔古道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因此萧氏宗祠又特别有凝聚各地兰陵萧氏客商，发展商贸经济的功能。祠堂别称“兰陵会馆”，其中专门设有聚义堂作为兰陵萧氏商人联谊聚会休闲活动之所，从这些细节处均可见其对经贸功能之重视。亦足可证，在历史上，祠堂功能一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和调整。
去萧氏宗祠需要乘坐摆渡。那天我们正好赶上萧氏宗祠召开联谱大会，各地萧氏宗亲代表已陆续赶到。摆渡的大叔见我们没有参会证，不让我们上船，说是今天人太多，暂不对外开放。我们百般央求，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不易。正僵持间，一位儒雅的老者上了船，听到我们的对话，帮我们解了围，让摆渡大叔放我们过河。
伏龙洲上已热闹非凡，绿树丛中人来人往。祠堂门前，穿着红色制服的军乐队正在排练。祠堂内人声鼎沸，南腔北调，许多人拿着刚印好的族谱正兴奋地寻找着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人群中居然发现不少年轻的面孔，这让我们颇感好奇，便上去和他们搭讪。
一位来自周边乡镇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对宗祠、宗族、萧氏血脉的历史很感兴趣，所以这一类活动经常参加。但是因为太年轻，对很多事情不了解，因此没办法在宗族活动中发挥更多作用，只是跟着学习。他认为宗族传统应该有更多挖掘和整理，对年轻人是有帮助的。我们问他，如果让年轻人更多加入，让传统宗祠有一些现代功能，他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问题他没想过，但如果有一些符合青年人的活动肯定会更好，但在这个组织当中，青年人一般没有发言权。
还遇到一对来自四川德阳的年轻夫妇，专程陪父亲来参会。他们的父亲是德阳萧氏宗亲会的理事长，他们很支持父亲的工作，在修谱的过程中，两人经常抽出时间，帮忙联络各地萧氏宗亲，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离开萧氏宗祠，我们一直忘不了人们脸上那些兴奋的表情。为什么普通的家庭对于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家谱上这么激动？
“一个重要作用是获得归属感”，牛老师说，“当名字被记载在族谱中，这意味着他通过族群与世界有了联系，与社会有了联系。传统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族群中，而族群之外与社会的联系是不明确的。”
“再有一个是生命意义的问题。祖先崇拜和孝道思想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核心，这一切也在宗族中得到体现。”
“把名字记在族谱当中，还有一种存在感。族谱相当于是一座纪念碑，为最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建立的纪念碑。被记录上以后，人们就有了一种在世间存在的感觉。”
“可是您在上次的研习营中不还对孝道思想大加批判么？当时好多人都认为您反传统反道德，情感很受伤哦。”
“批判是理性认识的需要，并不代表就要打倒或是无视它的存在。对那些高唱要恢复和传承孝道、回归传统的知识分子、专家、艺术家必须警惕，但是对大众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则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
……
那些研究和讨论
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宗族组织的研究和讨论，传统宗族组织的现代转型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秦晖在其文章《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曾提到：
“近代化的背景也影响到这些“传统”宗族的内部结构。许多“宗族”已有异姓联宗现象，族内实行公议制，族人参与程度高，与族长专制模式已有所不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的发展，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诸省宗族共同体发达起来，到近代这一趋势更加发展。许多宗族已经从纯精神上的一般认同与仪典上的联谊组织发展成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发挥多种社会组织作用的民间共同体”，
在珠三角地区，“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宗族（有些实际上是异姓人为公共目的联合成的“拟宗族”）成为当地公共生活的组织者，在乡治、教育、社会调解、公益福利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因此，秦晖先生认为，如果这些宗族组织能够摆脱文化缺陷，与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组织产生良性互动，则会给它们各自都开辟更广泛的前景，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也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当然体制性的约束仍是必须直面的障碍。
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实践领域，这一点仍未得到严肃对待。要么回避或忽视，要么从反思现代而堕入盲目推崇传统的误区。如实地发现社会，发现那些仍有生命力的自组织，为它们的现代转型提供必要的理性的支持，我们衷心地期待有更多同道。
（作者均系芬芳文化书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芬芳文化书院公众号，澎湃新闻市政厅获授权转载）